第47章 傅斯年如愿以偿 (第2/2页)

一九三三年与宋庆龄、蔡元培、鲁迅等组织成立中国民权保障同盟，任执行委员兼总干事，主持该同盟的日常工作。先后组织并亲自参加了营救罗登贤、廖承志、陈赓等共产党员和许德琦、丁玲、潘梓年等教授作家的活动，公开发表谈话揭露国民党当局镇压人民抗日爱国运动的罪行。因得罪了当局，而被特务暗杀。
　　
　　蔡元培此前对保护明清档案史料也是做了很多的事情，其中最大贡献，是他创立了专门学术机构，使档案史料能够永久保存。
　　
　　蔡元培中西兼容的学术背景，使他成为二十世纪初较早具有公共意识的学者。国外的学习考察经历，使他对西方档案馆的公共性，对大学与档案馆的关系都有切身体会。对国外各国都有大规模的档案馆十分羡慕，认为只有专门设立档案收藏保存机构，史料与修成之史才“有并存共在之可能”。
　　
　　此外，国内大量珍贵史料档案的流失，引起蔡元培的愤慨。他谴责造成档案流失之人“缺少公心，不知史料的价值”。强烈的公共意识促使蔡元培积极投身于专门学术机构的建设，并借以保存史料及明清档案。
　　
　　一九二四年四月，蔡元培就在英国呼吁将各国退还中国的“庚子赔款”用于发展教育文化事业，特别提到要建立一个科学博物院，这所科学博物院包括“陈列、实验、演讲、研究、编印新图书杂志等事”。他对档案保存机构的设想是紧密结合整理与研究，集保管、开放、利用为一体的西方档案馆性质的学术机构。类似的学术机构在民国时期先后出现过三个，分别是北大国学门、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、故宫博物院文献馆，这三个机构先后参与了明清档案史料的整理，且都与蔡元培有密切的关系。
　　
　　他先后担任过北大校长、中央研究院院长、故宫博物院理事会理事长。蔡元培以他卓越的才能成为近代中国学术机构的奠基者和领导者，为明清档案史料建立了永久的保存机构，也是清代内阁大库档案最后得以归还公有的关键性人物。
　　
　　前面提到过了，蔡元培这时已经辞去大学院院长的职务，但是为留住这批珍贵档案，即于九月十二日致函大学院总干事杨杏佛，“欲大学院以二万元购李盛铎所藏之档案。如能腾出此款，当然甚好。但几日内有法筹出否？”
　　
　　收到老院长的信后，杨杏佛马上全力为之。
　　
　　蔡元培、杨杏佛对于这部分内阁大库档案最终得以保存在史语所，并得到迅速整理、研究、刊发功不可没。
　　
　　一九二八年十二月，史语所派员至北平，由马衡介绍，找李盛铎洽谈，后又由陈寅恪、李宗侗出面办理。
　　
　　一九二九年三月，陈寅恪致信傅斯年，说已向李盛铎预付定金，并说由罗振玉清理印出之史料乃其中之极少数，其余并未开包。最后，如傅斯年设计的路径，大学院买下了这批档案，交由中央部研究院，最后，傅斯年如愿以偿。
　　
　　清亡以来，这批档案数易其主，辗转搬运，潮湿腐烂、鼠啮虫蛀，损失相当严重。一般官僚政客，乘检视之机，将珍贵案卷攫为己有，加上纸店主人挑选出售，罗、李收藏时各有留取。历史语言研究所运进时，计称得存于天津之档案六万余斤，存于北平的部分大约与之相当，总计约十二万斤，较原来应该是已经少了二万余斤。
　　
　　但是，无论如何，这些国宝，还是基本保留下来。
　　
　　那些为保护这批国宝，曾做出不懈努力的先贤们，是不应该被忘记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