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58章 抗战前期的傅斯年与胡适 (第2/2页)

但胡适依旧不改初衷，他表示，以卵击石并不是真的英雄，仅凭一腔热血救不了中国，“不能昧着良心出来主张作战”。。
　　
　　和胡适不同，傅斯年是坚决主战。
　　
　　九一八事变，北平学者集会，谴责日军侵华罪行，傅斯年即席讲演，首次提出“书生何以报国”的话题。
　　
　　傅斯年还在《独立评论》和《新青年》上发表了《中日亲善??!!》和《中华民国是整个的》等分析评论时局的文章，极力主张抗战，反对妥协。
　　
　　在他看来，“‘九一八’是我们有生以来最严重的国难，也正是近百年中东亚史上最大的一个转关”，他甚至认为，“九一八”与第一次世界大战、俄国革命“是20世纪世界史上三件最大事件”。
　　
　　他说：“今日为北方大局，对倭只有一条路，即一切都无顾忌，人人当求必死。若是后边有退路，尚有可以商量之处，若是前不止一条路，也还有选择之余地，今则后面是大海，两边有高墙，前面纵是猛虎，也只有拼上去。人生百年，总是一死，凡人皆然，而穿军服的尤其不能忘此。”
　　
　　他亦将自己作为战斗者的一部分，说：“我也是一个住在北平的人，打起仗来，扶老携幼，匍匐星奔，有何好处？然而我的理智，是使我不能不如此想的！”
　　
　　傅斯年还提出了对日作战是持久战的主张。
　　
　　他说：“对倭不是抵抗一下便了事的。中国虽不能打胜日本，却可以长久支持，支持愈久与[于]我们越有利。”
　　
　　“历史告我们，中华不是个可以灭亡的民族。”
　　
　　1933年1月，日军进攻山海关，15日傅斯年写下《中国人做人的机会到了！》一文，其直接目的是用激将法刺激握有华北兵权的张学良转而武力抵抗。
　　
　　“现在来了这个可以雪国耻雪家耻雪自己之耻之机会了”。“中国人之不抵抗，为世界诟病，北方人之不抵抗，为全国诟病”，故在此之时，“我们若想到我们背后并无路走，而是无底深渊，虽懦夫也只能就地抵抗的”
　　
　　1933年，国民政府被迫与日本签下《塘沽协定》时，胡适身为“低调俱乐部”成员，发表了附和政府妥协政策的软性言论《保卫华北的重要》。
　　
　　傅斯年和胡适这亦师亦友的一对，一个坚决主战，一个在某种意义上主和，终于在这个时候爆发了冲突。
　　
　　傅斯年宜称要退出《独立评论》，与胡适断交。
　　
　　他说：“适之是自由主义者，我是自由社会主义者。吾爱吾师，吾更爱真理！吾更爱祖国！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