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87章 北大的“功狗” (第2/2页)

又聘任陈寅恪、汤用彤、饶毓泰、俞大绂、朱光潜、季羡林等一批学术大师，北大迁往南方的图书资料和其它设施也抓紧运回。
　　
　　清华、北大执中国教育之牛耳，亲如手足，竞如对手。外界常将两校并列，各有千秋，难分轩轾。但本校学生向来当仁不让，母校永远争第一，相互较劲、相互消遣的段子也层出不穷。如同英国之牛津、剑桥，美国之哈佛、耶鲁
　　
　　对外护校心切，暗中与清华叫板。傅斯年“北大长子”的母校情结，在复校扩院时多处流露。
　　
　　三校合并西南联大之时，清华实力最强，师多、生多、钱多、物（设备）多，清华校长梅贻琦实际主持联大校务，公正厚道，井井有条，威望极高。
　　
　　前边提到过，对以“最高学府”自居的北大而言，却有一种“寄人篱下”的心理折磨。北大一些教授对时任校长蒋梦麟不满，认为他没有在联大中争夺更多话语权，没有足够维护北大利益（这也是蒋干脆离校从政的重要原因）。
　　
　　1945年10月17日，傅斯年写信胡适，提及此事也耿耿于怀，“我们这些年与清华合作，清华得到安定，我们得到卑视。”信中围绕北大扩张的主题，详细讨论院系设置、延聘教员、募集书籍仪器及款项等问题，思路清晰缜密，建议“农第一，医第二，工第三，以好办否为标准。”密切关注强劲对手清华的一举一动，“农学院的问题，目前只在清华，如果清华也坚持三十五年度（1946年）办，教育部为难。”
　　
　　傅斯年之见就是不让清华，因为农学“在华北之将来，其用无穷，我们不能坐而论道，我们总当与人民接近，总当负起改造社会的责任来。”但他对办工学院很慎重，心里没底，因为“今日工学院绝难请得好教员，花钱太多，人家（指清华）比我们早二十年。此时来上一下，恐怕要出丑。”傅斯年的最后方案是，“工学院与清华合并，由清华主持。”
　　
　　傅斯年代理校长仅仅一年，就使北大各方面走上了正轨。从其效率之高，进展之迅速，可见其办事能力非常人所能比。
　　
　　1947年7月胡适回国。9月正式就任北大校长，傅斯年与他进行了交接。
　　
　　9月20日，北大为傅斯年卸任举行了茶话会。席间，胡适对先生一年来为北大尽瘁工作，备致称扬。教授亦相继致词，对傅斯年在西南联合大学时代力谋恢复北大文科研究所，复员后又为北大广延教授，增加数培之校舍，至足感谢。傅斯年则谦称：过去为北大办理成功之事，百分之七十为机会，百分之三十为努力；所谓百分之三十之努力，亦为教授不辞万里归来之结果。
　　
　　29日，傅斯年离开北平前往南京，继续主持史语所的工作。
　　
　　蒋梦麟《忆孟真》中写道：“12月27日为北京大学52周年纪念。他（即傅斯年）演说中有几句话说他自己。他说梦麟先生学问不如蔡孑民先生，办事却比蔡先生高明。他自己的学问比不上胡适之先生，但他办事却比胡先生高明。最后他笑着批评蔡、胡两位先生说：‘这两位先生的办事，真不敢恭维。’他走下讲台以后，我笑着对他说：‘盂真，你这话对极了。所以他们两位是北大的功臣，我们两个人不过是北大的功狗。’他笑着就溜走了。”
　　
　　一九四七年九月，已经卸去北大代理校长的傅斯年在《经世日报》发表《漫谈办学》的文章提出，要办好一所学校，应该从四个方面着手：第一，面对教师们“衣食无着”的困境，政府要尽快调整教职员的待遇，否则就是没有尽到责任。第二，为了不至于误人子弟，学校应该尽最大努力把自己的事情办好。第三，学校要有合理的纪律，否则就会风潮不断。第四，学校要有良好的学风，其中“包括自由的思想，规律的行动，求学的志愿，求真的信心，师生相爱的诚意，爱校爱国爱人民的愿心。”在文章结束时他自豪地说：“我这几个月负北京大学的责任，实在一无贡献，所做都是些杂务的事，只有一条颇堪自负的，便是‘分别泾渭’，为北京大学保持一个干净的纪录。”